读城，也许不是一般的学问，在京城生活十年了，我也未必读懂了这座城。很多旅行者都是快速地发表对北京的看法，看来我也应该凑个热闹，说说我对北京的解读。不过得先说明一下，本人不看易中天的谋略心计般《读城》，也不看那个含泪大师（秋雨同学）的唧唧歪歪式评论。事实上，城市（建筑）的本身在默默叙说自己的历史，我是一个过客，也许没有听懂那些无言的叙说。

 

     城和市，分别代表两种含义，历史上，北京的内城可以说是“城”，外城可以说是“市”。有些地方的城与市还可能不同在一个地方，我去过广东梅州市，原先的城是官府衙门的所在地，有高高的城墙；最活跃的贸易市场却远在十里外的码头商埠，这是开放型的，没有城墙。西安古城（长安）的格局更加特别，皇城外设有东、西两大市场，“买东西”的说法起源于此，也是丝绸之路的起源地。有人戏称，如果长安设立南北市场的话，现在就是叫“买南北”了。

 

     中国的变化集合了传统和创新，自从1840年受到西方冲击以来，中国想跟上世界变化的脚步，旧传统在不断崩溃，城市建筑反映了这个趋势。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    金黄色的瓦当，深红色的红墙，这是京城的皇家建筑象征。中国文化追求象征性的符号，划分了代表尊贵的皇家专用颜色。无论是夏天还是冬天，红墙都是那么耀目，那么舒服。曾几何时，这种尊贵依附在强势的武力上，渗透出的震撼力比现在更厉害。鞑靼、朱棣（汉）、旗人先后入驻了这个象征中央核心的皇城，向外延伸到无穷大，包括五湖四海。八百年前，皇帝就夸耀天下以此为地标，宇宙以此为中心。上下四方为“宇”，古往今来为“宙”。我们看到的升旗仪式设立在天安门前，也是以此位置为中华地标的意思。如今，那些显赫一时的武力势头早已跌落水中，皇帝和奴仆都深埋在三寸黄土之下，遗留下这些历史碎片供后人遐想，岂不是跟《赤壁怀古》一样，笑叹“遥想公瑾当年……”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    孔子在北京古建筑群中并不突出，可是，任何皇帝都利用他的思想解释自己的权力合法性。所有的中国王朝（政权）都是靠武力称霸的，除台湾以外。事后再补充一个权力合法性的理由也不晚，瞎编也成。传统上习惯于天意之说，比如周文王曾梦中获得了天意，自称天子。旗人称霸中国时，为了维持统治，对各种少数民族发展联盟关系（外交），有一个满、蒙、藏、回、汉等五族的排序。又因为汉人最多，要按照汉人建立正统的权力合法性传统，以孔儒维护皇权的学说为基础，修了个皇家孔庙，告诫各种文武官员到了孔庙前必须下马（下轿）步行。过去，西方政权建立在宗教基础上，政教合一。中国皇权建立在道德基础上，皇帝是天与人类之间的天子，天子代表了德，如果皇帝没有德，就是假天子，任何普通百姓都有最后的一个权力，起来造反，群豪并起的结果是用战争打出一个英雄，由他继承天子地位。所以，皇权都是起于战争，毁于捐税，不断轮回。皇帝有没有德，解释权在士大夫身上，这是周朝以来的传统，以孔子为代表，言必称尧舜的美德如何。（北京孔庙地址：位于安定门内国子监街，是元、明、清三代祭祀孔子的地方，孔庙始建于元代大德门年(1302年)，至今已有六百多年历史,占地二万平方米。）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    天下是不是太平，还要看老天爷的脸色，一是以农夫为主的中国老百姓靠天吃饭，最大的灾难是天灾，没有活路的时候，很容易加入呼啸而起的造反大军。二是那些士大夫认为天灾是皇帝因为无德而引起的气象变化，中国的文字也是起源于占卜而来（甲骨文），帝王做什么重大事情都要先问一问凶吉，是否符合天意。有道是举头三尺有神明：“尔奉尔禄，民膏民脂，弱民易虐，上天难欺。”所以历朝历代的皇帝把“天和地”请进来参政，祭天仪式更是皇帝除登基之外的天下第一等仪式，戒斋三日后，率领满朝文武百官来到天坛敬奉上天，外表上是毕恭毕敬地为民祈福，内心想的是如何维护皇权的安稳。

 

 

 

     喜新厌旧是中国的当代思维潮流，京城保护得不好，皇城的气氛已了无影踪。梁思成先生曾呼吁过保护城墙，他说，“夕阳西下的时候，坐在城墙上的椅子上，一边喝杯咖啡，一边欣赏西山日落，这是最浪漫的时光。”后来他伤心地哭了一场，原因是无奈地看到内城和外城的城墙都被拆除了。为了急起直追西方工业水平，皇城周边曾经是遍地冒烟的（工业）烟囱；为了建立新秩序，孔子受到过批判，孔庙被占用过；还有更荒谬的，某人喊出了“人类可以征服自然”的口号，无怪乎，天坛曾经被侵占不少地盘，看不到祭天仪式。经历过盲目的自我折腾后，民族文化传统的自豪感重新抬头，在北京奥运会前夕，重新还原了孔庙和天坛的原貌。逢节日时，曾有人起哄一批儿童去孔庙背诵《论语》，或者装摸样在天坛搞了一次祭天活动，官员们都不露脸。印象中，爱好道德传统的蒋中正先生曾去过陕西祭拜过黄帝陵（蒋先生并不坏，多年来他被妖魔化了）。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    有些东西是不会退出京城的，比如官僚习气，旧时代的权贵把手放在袖子里面，社会地位的高低看身后跟随的仆人数量多寡，使唤仆人被认为是上等人。现在是新葫芦装旧酒，著名美国学者费正清指出：“干部阶层不可避免地会像旧官僚那样永久存在下去……沉溺于享受特权，当大官的总有高级轿车、招待所、勤杂人员、专机、专门的副食商店以及专为高干子弟开设的学校可供使用。”京城那些不是当干部的人，也喜欢模仿这种官僚习气。有人形象地比喻说，这种态度叫做“端着”。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    我曾经在东直门“司库胡同”生活过一年，院子里有大树，青砖铺地，邻居都是老北京人，邻里关系也保留了和睦的传统气氛。后来我三次返回去看那个充满北京生活气味的四合院。没几年，簋（鬼）街更热闹了，再后来，整片的胡同被拆了，我再也找不回当年的记忆，库司胡同的名字从地图上消失了。我为此曾感到伤感，我的记忆哪去了？同时消失的是过去的邻里关系，也叫做一种文化。新的建筑比以前高大，可是新入住的人彼此都是陌生人，永远也是陌生人。前些日子，听说在国外很有名气的“南锣鼓巷胡同”也要被拆除了，我剩下这张照片“立此存照”。

 

     有一天，我想写写胡同的日子。到现在我才明白，为什么老舍先生那么爱写老北京的故事，我也很喜欢平民的生活。胡同里经常是互通有无的，你有我无，可以互补。胡同的小商店都是主人把自家房子打通了，做点小本买卖。十年前还流行BB机，来了信息，我就匆忙跑到外面的小卖铺找公共电话给人回话。每天晚上，有个老太太都到小卖铺买二两酒和一袋花生米，“她很穷，就好这一口。”店主这么说，话中并没有调侃那老人的意思。发生过八九事件后，军民关系很糟糕，我在胡同看到过一辆霸道的军车被拦截下来，两个北京年轻人不怕军人，拿起砖头跟军人死磕，几个老太太也加入围攻的队伍，齐声喊打，也许是心中留下的伤痛还没有消除。这些平民是完全与官员不一样的人，家庭人口增加了，他们不得已把四合院变成了大杂院；他们在夏天习惯光着膀子喝啤酒，口袋没啥钱，也会挑三拣四，瞧不起在胡同走街串巷揽装修活的外地民工。他们有这样那样的优点和缺点，乐乐呵呵过着含含糊糊的生活（不知道网络流行的口头语“呵呵”是不是起源于北京胡同呢），一个个都是很朴实，也很可爱。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    附注：我一直不写解读北京的文字，心情有点复杂。如果网友觉得有点意思，也许我应该写个系列。意大利导演安东尼有一个《中国》版本，我很欣赏他的纪录片语言风格，也想与他有所不同。